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
瞭解臺灣開發史的人都知道，漢人來台早期開發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灣南部，台南、彰化都曾經是臺灣重要的政治、經濟中心。但後來臺灣的歷史重心逐漸北移，西元1887年劉銘傳設巡撫衙門於臺北，日本人亦將臺灣總督府設於臺北，一直到今日臺灣北部仍是臺灣重要的政治中心所在地。
這個歷史重心轉移的過程，不全然是由於政治因素。在西元1880年之前，臺灣南部的貿易額遠多於北部，1871年時南部的貿易額還是北部的兩倍。但是從1860年開始，臺灣北部的貿易額就逐漸增長，在1880年時首度超過南部。可以猜想1860～1895這段期間，在日本人殖民臺灣之前，臺灣社會必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，而在1880年的歷史轉捩點，促成了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。
跟臺灣歷史重心北移問題相聯繫的，還有臺灣客家人的移居問題。現今臺灣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桃園到臺中的丘陵地帶，以及高屏地區的近山處，大致是沿著省道台三線分佈居住。另外有少數人則是在日人據台時，因為日本的移民政策而遷入臺灣東部的花東縱谷地區。
關於臺灣客家人大多居住在近山區的丘陵地帶的原因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。第一種說法「原鄉環境說」，認為在中國大陸廣東的「原鄉」的客家人，就是居住在靠山的丘陵地區，因此移民來臺灣後，會自動選擇跟原來家鄉相似的環境居住。此說乍聽之下有幾分道理，但是以現在多為閩南人居住的新北市新莊地區，竟然還存有三山國王廟（客家人傳統奉祀的神明）就可以得知，這些平原地帶原本是客家人居住地區，後來因故遷移至他方。再說先民渡海來台，原本就是為了尋找比原本老家更富饒之地謀生，怎麼會在歷經千辛萬苦 「六死三留一回頭」（「渡台悲歌」歌詞）之後，還主動選擇居住在較貧瘠的丘稜地帶？
第二種說法「來台較晚說」，認為「閩人先至，多居近海；粵人後至，乃宅山陬」（參見連橫「臺灣通史」），此說同樣看似有幾分道理，不過觀諸歷史，客家人早已隨著鄭成功來台，鄭成功的部屬中，大部份皆為客家人。例如：鄭成功旗下的著名將領劉國軒，就是閩西汀州府的客家人。因此說客家人來台晚於閩南人，也未必準確。
第三種說法「族群械鬥說」，則認為客家人雖然來台未必晚於閩南人，但是由於人數較少，寡不敵眾，因此退入山區居住。根據日本人在1901年所做的調查，當時的臺灣閩南人約有228萬人，客家人只有39萬，以這樣懸殊的人數比例來看，在清朝時臺灣頻繁的械鬥中，客家人必然居於下風，此說確實有較強的解釋力。
不過臺灣著名的開墾組織—新竹北埔「金廣福」以及苗栗「廣泰成」的歷史，卻在某種程度上對這樣的說法之外，提出另外一種可能。清道光15年（西元1835年），客家人姜秀鑾及閩籍人士林德修、周邦正在官方支持之下成立閩客合股之武裝拓墾組織---「金廣福」，強行進入新竹的寶山、北埔、峨眉一帶，驅逐原地住民，開發當地，又稱「金廣福大隘」。清光緒15年（西元1889年），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共同成立「廣泰成」墾號，開發大湖、卓蘭等苗栗內山地區。
「金廣福」與「廣泰成」的歷史說明了，除了受到人數較多的閩南人的逼迫之外，客家人也有可能是自己主動或是和閩南人合作，有組織的進入並開發新竹、苗栗的山區。不過讓人疑惑的是「金廣福」和「廣泰成」所進入的地區，都是山多田少的地區，雖然之後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開鑿水圳，改善環境，但是純粹以農產收穫來說，這些山區田地的獲利可能是極有限的，那麼是什麼樣的經濟誘因，驅使臺灣的客家人，冒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危險，進入山區拓墾呢？
臺灣歷史重心北移以及推動客家人往山區移動的動力，都是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。讓人驚訝的是，解開這個歷史課題的關鍵之一，卻是在地球另一端的寒冷北國瑞典，當時大部份的臺灣住民可能都不知道的人物---發明火藥、創立諾貝爾獎的阿弗雷德‧諾貝爾（Alfred Bernhard Nobel, 1833年10月21日－1896年12月10日）。
引起戰爭的樟腦
具有獨特氣味的樟樹，從很早以前就做為重要木料和醫藥使用，明朝李時珍的「本草綱目」中，就記載了樟腦除了殺蟲、驅蟲之外，可以治療中惡邪氣、霍亂、心腹疼痛，還能治療蛀牙。
而在化學工業上，樟腦曾經是製造電影膠卷賽璐珞的重要原料。法國人維埃利（Paul Vieille）在1884年，以及著名的諾貝爾（Alfred Bernhard Nobel）在1887年，研發出了「無煙火藥」的製法，由於無煙火藥性質穩定、爆炸力強，可以有效提升槍枝的性能，增加單兵攜帶的彈藥量，同時煙霧較少，使敵方不容易發現自己，因此無煙火藥馬上成為炙手可熱的產品。而在現代化學合成方法未出現之前，樟腦則是製造無煙火藥的重要原料。
在十九世紀，樟腦是如此重要的醫藥及工業原料，但由於樟樹生長在亞熱帶，因此世界樟腦產區集中在日本和臺灣，這兩個地區壟斷了全世界的樟腦市場。1877年以前，臺灣完全壟斷全世界的樟腦市場，在1877～1892年間，才由於煉製技術問題，壟斷權轉入日本之手。
臺灣採伐煉製樟腦的歷史很早，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，據說就曾經派人在台灣伐樟製腦，並將成品銷售到日本。到了清朝雍正、道光年間，民間或公開或私自入山伐木煉腦，已經蔚為風潮。初期採伐製作的樟腦主要做為藥用，等到賽璐珞和無煙火藥發明之後，做為原料的樟腦的需求量大增，樟腦價格不斷上漲。1889年每擔樟腦的出口價格才16.5元，1890年就漲到30元，此後每年持續增長，1894年已經漲到每擔41元，隔年1895年暴漲至68.5元。
西元1863年，臺灣道臺宣布樟腦官營，將原有負責砍伐製材的軍工館改為腦館，並在新竹、後龍、大甲設置小館，由官方統一向製腦業者收購，再賣給在台的洋商。
樟腦官營的政策，嚴重影響到在台灣洋商的利益，特別是當時掌握臺灣樟腦進出口的英商，頻頻用盡各種外交手段意圖廢除。西元1868年，英商和清廷的衝突達到最高點，在談判未果後，英國總領事命令駐英國駐香港海軍率領兩艘軍艦開往打狗，之後轉向安平，襲擊清軍，安平陷落。中英雙方簽訂《樟腦條約》，廢除樟腦官賣制度，臺灣樟腦出口重新為英國人壟斷。
西元1886年，臺灣巡撫劉銘傳又將樟腦改為官辦專賣，並使用部份專賣收入做為在原住民地區「開山撫番」，設置隘勇線保障腦丁、製腦業者的經費。隔年，無煙火藥發明，樟腦價格大漲。但是外商當然不會坐視如此龐大的利潤為清廷所賺走，在外商干涉下，西元1890年，清廷再度廢除樟腦官營制度。
西元1895年，馬關條約簽訂後，日本統治臺灣，殖民政府嚴格實施樟腦專賣制度，設樟腦專賣局。
現代人可能完全無法想像，在隔壁的五金行就隨手可以買得到的樟腦，竟然曾經在一百年間，對臺灣經濟產生如此大的貢獻，甚至引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衝突，而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，就更是深遠了。
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
根據林滿紅教授的研究，茶、糖、樟腦是十九世紀臺灣對外貿易之重要產品，而其中糖業由於世界各地都有產地，因此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，而茶葉、樟腦的出口市場則近於不完全競爭市場，因此獲利較高。同時臺灣糖的主要產地在台灣南部，而茶葉、樟腦則是在北部山區。
而就樟腦生產的成本結構來說，根據1896年的《臺灣產業調查表》記載，當樟腦價是一擔40元時，需付8元防費（付給防範原住民的隘勇、隘丁的費用），24元給腦丁，1元給原住民（地租），2元給股首，5元給腦商。換言之，砍伐製腦的腦丁收入約佔總收益六成。
當時農夫的工資是一天15錢，而腦丁的工資則是一天20錢，同時農夫只有農忙時才有工作，但是腦丁伐材製腦的工作卻是整年都可以進行，兩相比較之下，擔任腦丁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收益，還可以把多餘的錢儲蓄起來，購買土地。如此巨大的利潤，當然吸引了許多人冒著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原住民「出草」的危險，進入山區從事製腦產業。
同治、光緒年間的台灣仕紳吳子光在其《一肚皮集》書中也說：「村人業樟腦者，起山寮、做土灶，偵樟樹堅光微臭者，削令成片，民爭恐後，牛山濯濯，頓改舊觀。」
「民爭恐後，牛山濯濯，頓改舊觀。」，這幾句話描繪出當時台人從事樟腦產業的畫面。
由於樟腦生長在山區，因此樟腦產業發展的同時，也促成內山地區的開發。同時由於樟腦多集中在台灣北部山區，因此大嵙崁(桃園大溪)、三角湧(桃園三峽)、鹹菜甕(新竹關西)就成為樟腦的重要集貨中心而發展起來，以1872年為例，這三個城鎮的樟腦產量分別是7,200擔、2,400擔、3,600擔，總共13,200擔，比當年臺灣樟腦出口數量10,362擔還多，可見得這三個城鎮的重要性。
除此之外，因為樟腦產業發展而興盛的山區城鎮還有：樹杞林（新竹竹東）、貓狸（苗栗）、南庄（苗栗南庄）、八份（苗栗大湖）、三義河（苗栗三義）、東勢角（臺中東勢）、集集（南投集集）、林圯埔（南投竹山）等地。
除了樟腦之外，茶葉也是十九世紀臺灣重要的貿易商品，而其生產區域和樟腦常有重疊之處。因此宜蘭、水返腳（臺北汐止）、錫口（臺北松山）、新埔（新竹新埔）、新竹、北港、斗六等地，也因為其腹地產茶葉與樟腦而變得更加興盛。臺灣北部各城鎮因為茶葉與樟腦的興起，而有了明顯的城市化現象。
樟腦貿易帶來的大量現金利潤，也造就了不少地方的買辦豪紳，例如：霧峰林家、新竹林家、北埔姜家、苗栗黃家、板橋林家等等。到了1905年，日本人進行全島社會調查後編印的《舊慣會經資報告》中記載，當時臺灣一般中產階級的資產約在4千元到一萬元之間，但是當時全島有50萬元以上的資產的人，大部份集中在台灣北部及中部，其中又以經營和茶葉、樟腦相關產業的家族居多。
相較之下，仰賴糖業經濟的臺灣南部，由於糖業在世界上是屬於完全競爭市場，利潤較低。當時臺灣的樟腦與糖的生產技術雖然較為落後，但由於樟腦為不完全競爭市場（甚至根本是壟斷），因此影響不大，但是生產技術落後以及勞動成本過高，對於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臺灣糖業來說，無異於雪上加霜。由此臺灣南部與北部的社會經濟差距日益擴大，到劉銘傳主掌臺灣時，臺灣北部的稅入因為茶、樟腦的收入而凌駕於臺灣南部，也是劉銘傳在臺北設立巡撫衙門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如同林滿紅教授所言：
「在臺灣歷史重心北移的過程當中，晚清時期北部臺灣的茶葉與樟腦業，及南部臺灣的糖業，其彼此間的消長關係，實居關鍵地位」
樟腦產業與客家族群
如前所述，臺灣北部客家人多半居住在近山地區，部份原因是因為人數較少，在族群衝突中不敵人數較多的閩南人，因此退入山區中居住。然而，樟腦產業的興起，提升了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，同時也推動了更多客家先民，冒險犯難進入臺灣北部內山地區開墾。
清朝時期臺灣的樟腦產區主要集中在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地區，這些地區到現在仍然是臺灣北部客家人集中的地區。由於樟樹生長在山區，伐樟製腦一定得進入原住民地區，因此增加了不少風險。在許多史料中，都有先民因為入山伐樟製腦，被原住民「出草」的記載。甚至於「番害」、「番亂」都是影響臺灣樟腦對外出口量的因素，例如：在西元1885年，由於法軍封鎖臺灣，隘丁離開山區，改守海防，造成「番害」嚴重，使得該年臺灣樟腦產業的成長率倒退了百分之九十九。
由於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，透過貿易、通婚…和原住民有較多的互動，對山區自然環境也較為熟悉，加上腦丁的收入高於農作，因此吸引大量的客家人從事第一線的伐樟製腦工作。同時樟腦產業帶來的收益，也大幅度的改善了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，促成桃竹苗地區許多客家鄉鎮的城市化。
隨著樟腦的砍伐以及需求量越來越大，也刺激了客家先民向更內陸深山地區移動的慾望。西元1836年，清道光16年，客家人姜秀鑾率領閩客移民進入北埔、峨眉、寶山地區，建設隘寮36處，配置隘丁260名，隘線綿延不絕，史稱「金廣福大隘」。「金廣福大隘」採取集團入侵開發的模式，因此開發初期和當地泰雅族、賽夏族原住民發生極為劇烈的衝突，曾和原住民戰鬥數十次，死傷八、九十人。除了取得土地的誘因之外，如果不考慮山區的樟腦資源，就很難理解為何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進入山區開發。事實上，當時英商已經在雞籠(基隆)向民眾採購私製的樟腦，造成樟腦價格上漲，也使得樟腦業更為興隆。
在「金廣福」之後，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成立「廣泰成」墾號，開發大湖、卓蘭地區，一樣有著樟腦開發的動力誘因。如前所述，苗栗地區許多鄉鎮，都是因為樟腦產業才興盛起來，成為山區的重要城鎮。
林滿紅教授在其著作中表示：「清末臺灣茶和樟腦的增產固然普遍為各籍的人帶來財富，但粵（客家人）、漳（漳州人）、泉籍中的安溪人受惠尤多。對清初社會地位較低的粵、漳籍而言，更有助於縮短其與泉籍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。」
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前二十年（1901～1926），臺灣客家人人數由39萬人增加到59萬人，增加了20萬人。根據溫紹炳老師的研究，這個時期客家人快速增加，雖然是由於很多原因產生，但是樟腦產業興旺 使客家人生活安定而多產，也是原因之一。根據計算，樟腦產業在日據初期客家人增加過程中，貢獻的程度應該有三成之多。
在十九世紀，尤其是1860年之後，臺灣的樟腦透過洋商銷售到全世界，並在島內形成一個由內山到港口，從原住民到客家人、閩南人、外商都參與其中的複雜生產鏈，同時帶動了臺灣北部以及近山地區（大部份在省道台三線上）城鎮的發展，這其中遠在地球彼端的瑞典工業家諾貝爾還參與了一角，加速了樟腦產業對於台灣經濟、社會的發展的推動。
20世紀中葉後，由於化學工業的進步，樟腦的地位逐漸被各種化學產品所取代，同時經過百餘年的砍伐，臺灣的樟樹、林業資源也幾乎消耗殆盡。然而，樟腦（嚴格的說應該再加上茶葉）曾經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卻呈現了晚清時期臺灣開發和整個全球貿易經濟之間的緊密互動。當時的臺灣人或許還沒有著1970～1980年代中小企業「提著公事包走天下」的能耐，但是當時的臺灣就已經是全球貿易網絡的一環了。
參考資料：
林滿紅，1997，《茶、糖、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(1860-1895)》，聯經出版社出版。
溫紹炳/葉茂榮，2003，〈樟腦產業與臺灣客家人散佈研究〉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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