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爾士（C.W.Mills）的「社會學想像」（中譯本，巨流出社出版，1995）一書，一直和我個人的論文寫作過程有些關連。翻開「社會學的想像」的中譯本最後的的四章，都劃滿紅線和筆記。那時在寫作自己的碩士論文時，只要寫不出來、或是心情浮躁，陷入論文寫作者常有的自棄憂鬱症狀時，就會把這幾章拿出讀，喝杯普洱茶，出去散散步，再回來書房繼續未完成的段落。彷彿，我的論文就在米爾士關於社會學、關於自由與理性、關於政治、關於學術藝師（或譯：學術工匠）的喃喃絮語中不知不覺的完成了。
我想在這裡，拋開對於「社會學的想像」一書文句概念的追索，試著把個人的碩論寫作過程作個回顧，把個人的「傳記」和米爾士的主張做扣連。
不想再念社會學的社會系畢業生
剛進社會系時，因為社會學念得不錯，還有要進研究所的打算。不過在社會學浸淫日久，配合著自己仍持續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，漸漸對脫離實際社會生活太遠的社會學理論產生厭煩。在1999年畢業的時候，心理下了個決定，以後再也不要碰什麼勞什子的學術、社會學了，只想專心的投入社區營造、社會運動的工作。剛巧921地震發生，我就一頭鑽入千頭萬緒的災區重建工作去了！
三年多參與社區文化和和災區重建的工作，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。工作過程中慢慢發覺自己在工作能力及對人處事上的許多瓶頸，但又不知問題出在哪裡。另一方面，這幾年累積許多的工作經驗，尤其是災區的工作經驗，急切的希望能夠對這些經驗做些整理，以對自己未來的工作，及相關的社區工作領域有所幫助。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，報考了剛成立的交大「社會與文化研究所」，並且僥倖過關。
現在想一想那時能考上交大社文所，真的是十分的幸運。當時這個所才剛成立，許多的東西都還不那麼建制化，對於所謂「學術行規」的要求也不那麼嚴苛，因此還可以允許我這種不務正業的研究生在所裡亂晃，憑著過去大學時代在書店打工累積的三招兩式在教室耍嘴皮子，一面在學校裡唸書，一面在校內搞「NCTU創意空間」校園空間營造，搞劍道社，還同時還參與石岡地區的社區文化工作。這幾年逐漸發展下來，社文所開始在台灣的文化研究界有一定的學術地位，但是我看這幾年的碩班試題，要是我現在去考，鐵定是考不上的。更不用說在這麼不務正業的情況下，完成碩士修業。
戲劇化的換題目過程
在進入研究所之初，原本是想以「九二一地震災區重建」作為研究主題，並已花了研一上，整整一學期的時間蒐集相關文獻。不過在研一下學期時，一場課堂的讀書報告改變了我的想法，那時一位同學在進行關於台灣學生運動的報告。在報告的過程中，一種強烈的情緒抓住了我，我後來在自己的「碩論研究計畫初稿」中的首頁中，用散文的形式描繪了當時的心情：
『 該是有人為這段歷史寫點東西的時候了！』那時你心中陡然升起了這樣的想法。
進益在教室裡正努力的 向老師說明，他想如何以野百合圖騰和本土意識為主軸，來分析三月學運和中正紀念堂空間的變化過程。你能感覺出他對這段歷史的好奇，探索的熱情，以及….陌生。 你向鄰座的同學講了一個關於野百合的笑話，記得那是在某次關於校園規劃運動的會議結束後，一位學長為了緩和氣氛所講出來的笑話。
你心中猛然的升起了那片相思林樹林的影子，那片你曾和許多好友為之吶喊、奔走的相思林，以及在相思林名義下發起的許多次運動。
野百合的歷史已逐漸被人淡忘，卻還有人想去探索它。而那片相思林的故事，（那裡面有多少人的青春和回憶呀！），卻只能留在當時參與者各人的記憶中，消散在塵風中。
幸運的是相較於棄置在中正廟一角，無人聞問的的野百合。在現今的東海校園裡，還有一批人依然傳承著當年在相思林的吶喊，繼續抗議著學校行政單位乃至整個台灣社會，不當的校園發展和高等教育政策。
他們依稀記得前人們為這片美麗的校園所做的努力，然而卻始終很難有個完整而清楚的描述。因為關於這段歷史的紀錄只能散見於當時各個參與者的的回憶，還有各次運動的傳單、刊物、媒體報導中。
在這個善於遺忘歷史的島嶼上，曾經發生過的一切，是否終究只能化成雪花般的碎片，消逝在塵風中？
不信宿命的你，要向這無物之陣，擲出投槍。
所以，其實有點諷刺，剛進研究所的我汲汲於記錄別人的故事，卻忘記了自己的故事。我想從斷層線的另一端，尋找救贖的可能，卻忘記了自己心中那最初也最深的那份感動。就像米爾士說的：
「你必須在你的學術工作中，學著活用你的生活經驗：持續檢驗並詮釋你的生活經驗」（中譯本，260頁）。
九二一災區重建當然是我很重要的個人生活經驗，然而我卻忘記了，我同樣還擁有另一個寶貴的生活經驗。而那是和我個人的生命，更緊密相關的。
我的指導教授比較支持我去做原先的題目，她認為這個題目會對現時的文化政策產生較大影響力。我認為她的考量很正確，其實我會選定這個題目，除了個人的情感外，也是希望能對我所關心的東海的校園學生運動產生一些助力。因此，在完成自己的學位論文的同時，我們都希望這篇研究可以對現實產生某種影響力，只是我們所想要針對的對象不同而已。她畢竟是研究文化政策的，期望能對國家的政策制訂者產生影響力，（其實文化政策研究，在文化研究界也是一門很冷門的領域）。而我則希望讓校園內的行動者，能對自己的處境多一些歷史感，正如同米爾士所主張的「社會學想像力」可以對云云眾生產生的幫助。
從個人的情感到學術寫作
從研一下決定選定這個題目的開始，我研二、研三選修的每一堂課，每一篇報告，都盡可能的繞著我的碩士論文打轉。我在選修「神聖與賤斥」時，針對2003年的東海「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路思義教堂」的運動，寫了篇期末報告。選修「文化史」的時候，針對東海校史的書寫體裁、論述形式，進行了一個「海登懷特」的「史元」（meta history）式的分析。
每次提出報告寫作計畫時，每次和老師們討論自己的研究計畫時，我幾乎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：『你這個研究到底有甚麼學術價值？能產生什麼學術創見？』，甚至有人直言批評：只研究一所學校的歷史，格局會不會太小了一點？（一直到考博士班口試時，還是有教授問我這個問題…）。
我在我的碩士論文的緒論中，用米爾士的話語，對這個問題作了回應：
『從1987年以來一連串的「東海校園空間運動」，或許只是東海大學，甚或少數關心東海校園環境變化的師生的問題。然而東海校園並非孤立於台灣整體社會環境之外，以東海的歷史經驗為出發點，可以協助我們重新理解9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面貌，發掘台灣社會邁向「公共化」的可能性與限制性。
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（C.W.Mills）曾殷切的期待社會科學可以成為一種公共智識的工具，能向人揭示公共議題與個人煩惱之間的關連，及隱藏於其間的結構性趨勢（C.W.Mills，1995：242）。東海的創校者曾期許這所學校能夠成為「一所為台灣人民服務的大學」，若能從東海校園個別的問題，去理解掌握整體台灣社會邁向「民主化」的可能與限制，或許是這所學校服務台灣人民的另一種方式。』
關於歷史的寫作形式，在學界是個熱門的議題。我也曾經想過用韓少功「馬橋辭典」的形式，或是金斯伯格等人的「後現代書寫」的方式，來寫作我的論文，以突顯歷史的建構性。不過考慮到我預期的讀者，除了學院的教授外，還有關心這段歷史的學生，我決定還是使用平鋪直敘的方式書寫。其實米爾士已經在書中提醒了我：
「…用心去回答以下三個問題
（1）我的題材究竟有多艱深與複雜
（2）當我寫作時，我要求自己是什麼地位身份？
（3）我為誰而寫作？」
我在寫作論文時，一直考慮到我的讀者，一方面是學院的教授，畢竟這終究是我的學位論文，另一方面，我總希望這本論文不會在完成後，不會就擺在國家圖書館的論文架上供人閱覽。而是真的有人會願意讀它、使用它。所以我在標準的學術寫作格式外，還加了些文學式的表達方式，例如：很浪漫化的篇名：「夢谷啼明」、「吹浪之鯨」、「無盡相思」，還在緒論的開頭，寫了一篇帶點古龍味道的楔子，（那時寫作碩論煩悶，看太多武俠小說了…）。我小心的讓兩者保持平衡，不要讓自己玩得太過火。
過去在災區工作訓練出來的報導文學、社區報新聞寫作的能力，對我在文學和學術寫作之間求取平衡，有很大的幫助。我總覺得如果「社會學想像力」的趨力，要求研究者必須「對公眾說話」的話，那麼一定的文學寫作能力是必要的，而一定程度的歷史書寫（講故事）也是必要的。畢竟，沒有太多人能看得懂生硬艱澀的學術論文。
當你在研究現實時，現實也在改變著你
米爾士在書中，談了很多社會科學研究對於介入現實所可能產生的改變。然而，我的經驗是：在寫作的同時，現實也在影響著研究者。
這是一篇關於東海大學的碩士論文研究，寫作過程中最大的幫助和困擾都來自於東海。東海圖書館特藏組保存的校史文獻，讓我有充分的資源可以從更長遠、更寬廣的角度去省視東海校園在90年代的這段歷史。但同時我的論文研究時段卻因著運動的發展而不斷後延。從最先提出研究構想時的「1987--2001」，因著「東海保衛戰」（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路思義教堂）的發生，而在提研究計畫書時改成「1987--2003」，到論文寫作時又因著「第二教學區爭議」和「東大路拓寬」事件，改成了「1987--2005」。在論文即將完稿前夕又發生了「平安夜救東海」遊行，使得論文不得不多加篇幅。
在論文截稿的前夕，我有次和社團學弟見面，半開玩笑的跟他說：先不要在學校再搞運動了好嗎？你們再這樣搞下去，我的碩論會寫不完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也表示我書寫的不是已經僵死的陳跡，而是還活著、正在發生的歷史。能有這種困擾其實也是研究者的福氣。
那麼這篇論文對現實產生了我原先期待的作用了嗎？它徹底達成了米爾士所念茲在茲的社會學想像的作用了嗎？我不知道！！
論文完成後，有許多人對這本論文的篇幅感到訝異。有些東海的 老師、校友，對於我爬梳歷史的努力表示讚許。但是到一直到考進博士班，我還是不知道，自己的論文對於改變現狀，對於提升校園公眾的自由與理性，對於介入現實的政治，產生了什麼作用。除了偶爾在帶大學社團讀書會時，我會介紹一下自己的論文內容，因為這似乎是目前關於這段歷史最完整的描述。現在看來，除了幫助我取得學位之外，完成這本論文最大的滿足感或許是：我為自己的生命的某一段記憶進行了一個結構性、歷史性的定位。然後，我又回到 東海念 博士班、帶社團，回到東海，回到社會系，這個我在大學畢業時，覺得封閉、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方。
或許，在幫助公眾透過「社會學想像力」將其個人的煩惱建構成議題的同時，每個研究者也應該用如許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生命。
初稿完成於2007/11/11
修訂於2008/03/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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