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
瞭解臺灣開發史的人都知道,漢人來台早期開發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灣南部,台南、彰化都曾經是臺灣重要的政治、經濟中心。但後來臺灣的歷史重心逐漸北移,西元1887年劉銘傳設巡撫衙門於臺北,日本人亦將臺灣總督府設於臺北,一直到今日臺灣北部仍是臺灣重要的政治中心所在地。
這個歷史重心轉移的過程,不全然是由於政治因素。在西元1880年之前,臺灣南部的貿易額遠多於北部,1871年時南部的貿易額還是北部的兩倍。但是從1860年開始,臺灣北部的貿易額就逐漸增長,在1880年時首度超過南部。可以猜想1860~1895這段期間,在日本人殖民臺灣之前,臺灣社會必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,而在1880年的歷史轉捩點,促成了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。
跟臺灣歷史重心北移問題相聯繫的,還有臺灣客家人的移居問題。現今臺灣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桃園到臺中的丘陵地帶,以及高屏地區的近山處,大致是沿著省道台三線分佈居住。另外有少數人則是在日人據台時,因為日本的移民政策而遷入臺灣東部的花東縱谷地區。
關於臺灣客家人大多居住在近山區的丘陵地帶的原因,有幾種不同的說法。第一種說法「原鄉環境說」,認為在中國大陸廣東的「原鄉」的客家人,就是居住在靠山的丘陵地區,因此移民來臺灣後,會自動選擇跟原來家鄉相似的環境居住。此說乍聽之下有幾分道理,但是以現在多為閩南人居住的新北市新莊地區,竟然還存有三山國王廟(客家人傳統奉祀的神明)就可以得知,這些平原地帶原本是客家人居住地區,後來因故遷移至他方。再說先民渡海來台,原本就是為了尋找比原本老家更富饒之地謀生,怎麼會在歷經千辛萬苦 「六死三留一回頭」(「渡台悲歌」歌詞)之後,還主動選擇居住在較貧瘠的丘稜地帶?
第二種說法「來台較晚說」,認為「閩人先至,多居近海;粵人後至,乃宅山陬」(參見連橫「臺灣通史」),此說同樣看似有幾分道理,不過觀諸歷史,客家人早已隨著鄭成功來台,鄭成功的部屬中,大部份皆為客家人。例如:鄭成功旗下的著名將領劉國軒,就是閩西汀州府的客家人。因此說客家人來台晚於閩南人,也未必準確。
第三種說法「族群械鬥說」,則認為客家人雖然來台未必晚於閩南人,但是由於人數較少,寡不敵眾,因此退入山區居住。根據日本人在1901年所做的調查,當時的臺灣閩南人約有228萬人,客家人只有39萬,以這樣懸殊的人數比例來看,在清朝時臺灣頻繁的械鬥中,客家人必然居於下風,此說確實有較強的解釋力。
不過臺灣著名的開墾組織—新竹北埔「金廣福」以及苗栗「廣泰成」的歷史,卻在某種程度上對這樣的說法之外,提出另外一種可能。清道光15年(西元1835年),客家人姜秀鑾及閩籍人士林德修、周邦正在官方支持之下成立閩客合股之武裝拓墾組織---「金廣福」,強行進入新竹的寶山、北埔、峨眉一帶,驅逐原地住民,開發當地,又稱「金廣福大隘」。清光緒15年(西元1889年),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共同成立「廣泰成」墾號,開發大湖、卓蘭等苗栗內山地區。
「金廣福」與「廣泰成」的歷史說明了,除了受到人數較多的閩南人的逼迫之外,客家人也有可能是自己主動或是和閩南人合作,有組織的進入並開發新竹、苗栗的山區。不過讓人疑惑的是「金廣福」和「廣泰成」所進入的地區,都是山多田少的地區,雖然之後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開鑿水圳,改善環境,但是純粹以農產收穫來說,這些山區田地的獲利可能是極有限的,那麼是什麼樣的經濟誘因,驅使臺灣的客家人,冒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危險,進入山區拓墾呢?
臺灣歷史重心北移以及推動客家人往山區移動的動力,都是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。讓人驚訝的是,解開這個歷史課題的關鍵之一,卻是在地球另一端的寒冷北國瑞典,當時大部份的臺灣住民可能都不知道的人物---發明火藥、創立諾貝爾獎的阿弗雷德‧諾貝爾(Alfred Bernhard Nobel, 1833年10月21日-1896年12月10日)。
引起戰爭的樟腦
具有獨特氣味的樟樹,從很早以前就做為重要木料和醫藥使用,明朝李時珍的「本草綱目」中,就記載了樟腦除了殺蟲、驅蟲之外,可以治療中惡邪氣、霍亂、心腹疼痛,還能治療蛀牙。
而在化學工業上,樟腦曾經是製造電影膠卷賽璐珞的重要原料。法國人維埃利(Paul Vieille)在1884年,以及著名的諾貝爾(Alfred Bernhard Nobel)在1887年,研發出了「無煙火藥」的製法,由於無煙火藥性質穩定、爆炸力強,可以有效提升槍枝的性能,增加單兵攜帶的彈藥量,同時煙霧較少,使敵方不容易發現自己,因此無煙火藥馬上成為炙手可熱的產品。而在現代化學合成方法未出現之前,樟腦則是製造無煙火藥的重要原料。
在十九世紀,樟腦是如此重要的醫藥及工業原料,但由於樟樹生長在亞熱帶,因此世界樟腦產區集中在日本和臺灣,這兩個地區壟斷了全世界的樟腦市場。1877年以前,臺灣完全壟斷全世界的樟腦市場,在1877~1892年間,才由於煉製技術問題,壟斷權轉入日本之手。
臺灣採伐煉製樟腦的歷史很早,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,據說就曾經派人在台灣伐樟製腦,並將成品銷售到日本。到了清朝雍正、道光年間,民間或公開或私自入山伐木煉腦,已經蔚為風潮。初期採伐製作的樟腦主要做為藥用,等到賽璐珞和無煙火藥發明之後,做為原料的樟腦的需求量大增,樟腦價格不斷上漲。1889年每擔樟腦的出口價格才16.5元,1890年就漲到30元,此後每年持續增長,1894年已經漲到每擔41元,隔年1895年暴漲至68.5元。
西元1863年,臺灣道臺宣布樟腦官營,將原有負責砍伐製材的軍工館改為腦館,並在新竹、後龍、大甲設置小館,由官方統一向製腦業者收購,再賣給在台的洋商。
樟腦官營的政策,嚴重影響到在台灣洋商的利益,特別是當時掌握臺灣樟腦進出口的英商,頻頻用盡各種外交手段意圖廢除。西元1868年,英商和清廷的衝突達到最高點,在談判未果後,英國總領事命令駐英國駐香港海軍率領兩艘軍艦開往打狗,之後轉向安平,襲擊清軍,安平陷落。中英雙方簽訂《樟腦條約》,廢除樟腦官賣制度,臺灣樟腦出口重新為英國人壟斷。
西元1886年,臺灣巡撫劉銘傳又將樟腦改為官辦專賣,並使用部份專賣收入做為在原住民地區「開山撫番」,設置隘勇線保障腦丁、製腦業者的經費。隔年,無煙火藥發明,樟腦價格大漲。但是外商當然不會坐視如此龐大的利潤為清廷所賺走,在外商干涉下,西元1890年,清廷再度廢除樟腦官營制度。
西元1895年,馬關條約簽訂後,日本統治臺灣,殖民政府嚴格實施樟腦專賣制度,設樟腦專賣局。
現代人可能完全無法想像,在隔壁的五金行就隨手可以買得到的樟腦,竟然曾經在一百年間,對臺灣經濟產生如此大的貢獻,甚至引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衝突,而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,就更是深遠了。
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
根據林滿紅教授的研究,茶、糖、樟腦是十九世紀臺灣對外貿易之重要產品,而其中糖業由於世界各地都有產地,因此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,而茶葉、樟腦的出口市場則近於不完全競爭市場,因此獲利較高。同時臺灣糖的主要產地在台灣南部,而茶葉、樟腦則是在北部山區。
而就樟腦生產的成本結構來說,根據1896年的《臺灣產業調查表》記載,當樟腦價是一擔40元時,需付8元防費(付給防範原住民的隘勇、隘丁的費用),24元給腦丁,1元給原住民(地租),2元給股首,5元給腦商。換言之,砍伐製腦的腦丁收入約佔總收益六成。
當時農夫的工資是一天15錢,而腦丁的工資則是一天20錢,同時農夫只有農忙時才有工作,但是腦丁伐材製腦的工作卻是整年都可以進行,兩相比較之下,擔任腦丁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收益,還可以把多餘的錢儲蓄起來,購買土地。如此巨大的利潤,當然吸引了許多人冒著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原住民「出草」的危險,進入山區從事製腦產業。
同治、光緒年間的台灣仕紳吳子光在其《一肚皮集》書中也說:「村人業樟腦者,起山寮、做土灶,偵樟樹堅光微臭者,削令成片,民爭恐後,牛山濯濯,頓改舊觀。」
「民爭恐後,牛山濯濯,頓改舊觀。」,這幾句話描繪出當時台人從事樟腦產業的畫面。
由於樟腦生長在山區,因此樟腦產業發展的同時,也促成內山地區的開發。同時由於樟腦多集中在台灣北部山區,因此大嵙崁(桃園大溪)、三角湧(桃園三峽)、鹹菜甕(新竹關西)就成為樟腦的重要集貨中心而發展起來,以1872年為例,這三個城鎮的樟腦產量分別是7,200擔、2,400擔、3,600擔,總共13,200擔,比當年臺灣樟腦出口數量10,362擔還多,可見得這三個城鎮的重要性。
除此之外,因為樟腦產業發展而興盛的山區城鎮還有:樹杞林(新竹竹東)、貓狸(苗栗)、南庄(苗栗南庄)、八份(苗栗大湖)、三義河(苗栗三義)、東勢角(臺中東勢)、集集(南投集集)、林圯埔(南投竹山)等地。
除了樟腦之外,茶葉也是十九世紀臺灣重要的貿易商品,而其生產區域和樟腦常有重疊之處。因此宜蘭、水返腳(臺北汐止)、錫口(臺北松山)、新埔(新竹新埔)、新竹、北港、斗六等地,也因為其腹地產茶葉與樟腦而變得更加興盛。臺灣北部各城鎮因為茶葉與樟腦的興起,而有了明顯的城市化現象。
樟腦貿易帶來的大量現金利潤,也造就了不少地方的買辦豪紳,例如:霧峰林家、新竹林家、北埔姜家、苗栗黃家、板橋林家等等。到了1905年,日本人進行全島社會調查後編印的《舊慣會經資報告》中記載,當時臺灣一般中產階級的資產約在4千元到一萬元之間,但是當時全島有50萬元以上的資產的人,大部份集中在台灣北部及中部,其中又以經營和茶葉、樟腦相關產業的家族居多。
相較之下,仰賴糖業經濟的臺灣南部,由於糖業在世界上是屬於完全競爭市場,利潤較低。當時臺灣的樟腦與糖的生產技術雖然較為落後,但由於樟腦為不完全競爭市場(甚至根本是壟斷),因此影響不大,但是生產技術落後以及勞動成本過高,對於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臺灣糖業來說,無異於雪上加霜。由此臺灣南部與北部的社會經濟差距日益擴大,到劉銘傳主掌臺灣時,臺灣北部的稅入因為茶、樟腦的收入而凌駕於臺灣南部,也是劉銘傳在臺北設立巡撫衙門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如同林滿紅教授所言:
「在臺灣歷史重心北移的過程當中,晚清時期北部臺灣的茶葉與樟腦業,及南部臺灣的糖業,其彼此間的消長關係,實居關鍵地位」
樟腦產業與客家族群
如前所述,臺灣北部客家人多半居住在近山地區,部份原因是因為人數較少,在族群衝突中不敵人數較多的閩南人,因此退入山區中居住。然而,樟腦產業的興起,提升了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,同時也推動了更多客家先民,冒險犯難進入臺灣北部內山地區開墾。
清朝時期臺灣的樟腦產區主要集中在桃園、新竹、苗栗地區,這些地區到現在仍然是臺灣北部客家人集中的地區。由於樟樹生長在山區,伐樟製腦一定得進入原住民地區,因此增加了不少風險。在許多史料中,都有先民因為入山伐樟製腦,被原住民「出草」的記載。甚至於「番害」、「番亂」都是影響臺灣樟腦對外出口量的因素,例如:在西元1885年,由於法軍封鎖臺灣,隘丁離開山區,改守海防,造成「番害」嚴重,使得該年臺灣樟腦產業的成長率倒退了百分之九十九。
由於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,透過貿易、通婚…和原住民有較多的互動,對山區自然環境也較為熟悉,加上腦丁的收入高於農作,因此吸引大量的客家人從事第一線的伐樟製腦工作。同時樟腦產業帶來的收益,也大幅度的改善了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,促成桃竹苗地區許多客家鄉鎮的城市化。
隨著樟腦的砍伐以及需求量越來越大,也刺激了客家先民向更內陸深山地區移動的慾望。西元1836年,清道光16年,客家人姜秀鑾率領閩客移民進入北埔、峨眉、寶山地區,建設隘寮36處,配置隘丁260名,隘線綿延不絕,史稱「金廣福大隘」。「金廣福大隘」採取集團入侵開發的模式,因此開發初期和當地泰雅族、賽夏族原住民發生極為劇烈的衝突,曾和原住民戰鬥數十次,死傷八、九十人。除了取得土地的誘因之外,如果不考慮山區的樟腦資源,就很難理解為何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進入山區開發。事實上,當時英商已經在雞籠(基隆)向民眾採購私製的樟腦,造成樟腦價格上漲,也使得樟腦業更為興隆。
在「金廣福」之後,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成立「廣泰成」墾號,開發大湖、卓蘭地區,一樣有著樟腦開發的動力誘因。如前所述,苗栗地區許多鄉鎮,都是因為樟腦產業才興盛起來,成為山區的重要城鎮。
林滿紅教授在其著作中表示:「清末臺灣茶和樟腦的增產固然普遍為各籍的人帶來財富,但粵(客家人)、漳(漳州人)、泉籍中的安溪人受惠尤多。對清初社會地位較低的粵、漳籍而言,更有助於縮短其與泉籍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。」
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前二十年(1901~1926),臺灣客家人人數由39萬人增加到59萬人,增加了20萬人。根據溫紹炳老師的研究,這個時期客家人快速增加,雖然是由於很多原因產生,但是樟腦產業興旺 使客家人生活安定而多產,也是原因之一。根據計算,樟腦產業在日據初期客家人增加過程中,貢獻的程度應該有三成之多。
在十九世紀,尤其是1860年之後,臺灣的樟腦透過洋商銷售到全世界,並在島內形成一個由內山到港口,從原住民到客家人、閩南人、外商都參與其中的複雜生產鏈,同時帶動了臺灣北部以及近山地區(大部份在省道台三線上)城鎮的發展,這其中遠在地球彼端的瑞典工業家諾貝爾還參與了一角,加速了樟腦產業對於台灣經濟、社會的發展的推動。
20世紀中葉後,由於化學工業的進步,樟腦的地位逐漸被各種化學產品所取代,同時經過百餘年的砍伐,臺灣的樟樹、林業資源也幾乎消耗殆盡。然而,樟腦(嚴格的說應該再加上茶葉)曾經扮演的重要角色,卻呈現了晚清時期臺灣開發和整個全球貿易經濟之間的緊密互動。當時的臺灣人或許還沒有著1970~1980年代中小企業「提著公事包走天下」的能耐,但是當時的臺灣就已經是全球貿易網絡的一環了。
參考資料:
林滿紅,1997,《茶、糖、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(1860-1895)》,聯經出版社出版。
溫紹炳/葉茂榮,2003,〈樟腦產業與臺灣客家人散佈研究〉,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。
留言列表